[48]本案中，原告陕西延安张某因和妻子在家黄碟被没有穿警服也没有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的民警带走，后被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

[37]参见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宪法要义》（1913年），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之后，又有社会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卫生行政法等的译介。

[39]参见行严：《进论行政裁判制度》，《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14-215页。中国行政法学不能是外国行政法学的照抄照搬，更不是翻译几本外国的著作便可以称之为中国行政法学。1899年，小幡严太郎纂译、王治本校阅的《日本警察新法》在东京善邻译书馆出版，[18]这是目前可查的第一本中文行政法（各论）著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行政法学的产生并不是以第一篇行政法论文或第一部行政法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而是以理论范畴的基本定型、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相应研究和传播方法的运用、社会的基本公认为标志的。若而国者，官吏、齐民之间有一鸿沟，官吏所享之特权非齐民所能有，而齐民原有宪法上之权利一与官吏之特权遇，而即动摇，识者称为特权法制之国。

故而，要谈行政法，只有从清末幵始。  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他们没有限制自己在外部寻找敌人，而是发现敌人也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看起来正直的公民里。

阿伦特认为，决断通过假设敌人来追求同质化，从而导致了对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惩罚和归罪，后者被视为是一种削弱、分裂最高主权的现实的、具体的威胁。阿伦特曾说，所谓群众意志（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拟制的话）的定义变化无常，以之为基础和作为其立国形式的结构，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对西耶斯来说，还有什么比将民族置于法律之上来得更自然的呢？既然国王这个法人不仅仅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源泉，而且是一切世俗法律的根源，那么显而易见，民族意志从现在起就不得不作为法律本身了。[3]35有学者指出，西耶斯在这里是用了社会分工的理论而非政治/法律的理论来论证特别代表的产生

如果说，德国部门宪法的发展为宪法释义学的发展另辟新径，它对我国的启示则表现为：部门宪法的引入或许能够为无法与制度实践衔接的宪法释义学提供试练的场域，并最终反向促进宪法基本权释义学的提升，以及宪法的现实落实。与此同时，美、德司法审查制度和宪法判例的大量译介，同样让人们看到宪法亦具有法技术操作和处理的可能，这些都为学者回归宪法文本，通过法律解释技术，重新挖掘宪法条文的规范要义提供基础，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也因此一度成为热门。

  四、宪法释义学对宪法规范形式理性的关注和补强 规范宪法强调以文本为中心，其目的是通过回复宪法的规范性属性，而使其成为一门真正的规范科学。[32]有关基本权利限制条款的差异对比及其背后成因分析可参见赵宏：从基本权限制条款看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及其价值，载《中央研究院法律期刊》2013年卷。行政诉讼连带行政法的急速发展也的确如陈教授所言，为中国宪政带来活跃生机，众多在行政法领域发生的轰动案件，例如安徽的乙肝歧视案，[47]陕西的夫妻看黄碟案[48]等，最终都被回溯至宪法领域，并成为宪法学者为荒置许久的宪法条文注入现实滋养的契机。与美、德宪法保持政策中立，不对社会各领域的政策纲领作任何宣示不同，我国宪法的上述规定表明，立宪者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和各领域的秩序构成已经勾勒出大致蓝图。

事实上，缜密的条款设计除了能够使宪法在规范层面具有强大的防御效力，同样能够为司法审查和宪法解释提供稳定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思考步骤。（一）宪法规范形式理性的价值 法律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划分来自于德国法学家马克斯·韦伯。（一）法释义学作为规范宪法的核心方法 作为与自然法迥异的另一法学流派，实证主义法学一直主张将价值诉求、内在伦理等一些极不确定的因素排除于法学的观察视野之外，而将目光仅积聚在法规范本身的逻辑性、体系化与一致性。事实上，对于宪法应达成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体权利的目标，规范宪法和政治宪法并没有多大分歧，换言之，它们分享相同的价值追求，但在实现这些价值时应选择何种路径方面，二者却彻底分道。

[21]杜强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这样的思路相较之前动辄将宪法推倒重来的做法显然更稳妥理性，对社会所产生的震荡也更小。

政治宪法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宪法的补充，但并不能彻底替代规范宪法，否则宪法学者不懈进行的使政治服膺于法律的长久努力也会因此变成一场空跑。王锴：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载《法学家》2008年第4期。

[43]换言之，在部门宪法的倡行者看来，要缩短宪法规范与所规范事实之间的距离，仅仅依赖宪法释义学本身的拓展调试并不足够，解释技术的完善仍旧无法使其摆脱趋向封闭和滞后的危险，而从部门的角度切人，参酌鲜活的生活事实，却能够有效提升宪法规范的社会性，并使其真正成为活的宪法。再从研究方法来看，规范法学是将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和研究方法的政治性区别开来，用规范主义的方法来对待研究对象本身的政治性，并力图通过理性的规范设计来约束权力。宪法不可能永远与政治相互纠缠，不可能永远从政治中获得论证，而这也终将成为政治宪法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局。这种阙如只能使学者从宪法文本出发，通过临摹外国宪法释义学成果，对其内涵进行简单生发，而无法将释义学的累积变成不断循环于宪法文本、释义学与规范领域之间的诠释过程。而在第三步的检验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法律保留的形式要件、法律保留的差异处理、法律保留的一般界限等无疑都为联邦宪法法院的逐级考察提供了清晰导引。换言之，司法审查制度的阙如，并不会使宪法释义学与现实之间的连接通道全部锁闭，我们同样能够通过首先发展各个社会领域的基本性、最高性和结构性规范，从而建立起宪法文本、释义学以及规范领域之间的循环诠释过程。

[11]法学家受到启发，将这种方法导入法领域，使之成为对于适用于法社会中的法的认识方法。此外，规范设计的理性差异和优劣有别也真实地反映出立宪者是否真的将人权保障作为宪法的首要任务，并予以慎重对待。

在这些研究中，各国基本权规范在体系构造、语词表述，甚至篇章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最引人关注。与齐案相同，2006年有关《物权法》的制定颁行亦为宪法解释学在我国的发展提供契机。

早在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行后，陈端洪教授就曾撰文[46]指出在宪政缺乏内在发展动力时，部门法或许能够成为宪政发展走出僵局的其他出口。我国最初倡行将宪法作为规范科学来认识的学者首推林来梵教授，他在《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中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规范宪法的概念，并主张宪法学研究应返回规范，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推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18]。

[5]Peter Jones， Rights， Macmilan， 1994，pp.244-245.转引自王楷：政治宪法的源流：以英国为中心，载《德国法杂志政治宪法专号译评暨议会主权与司法审查国家学术研讨会会议文集》，2014年，第192页。[12]迄今为止，法释义学在德国的发展最为充分，它不仅成为研究德国法所无法绕过的方法，也是德国法的魅力所在。抑或只是期望通过这种政治宣示赢得公众认同，并为现有政权的统治提供正当性说明。（二）宪法释义学对宪法形式理性的关注和补强 反观中国宪法，虽然在西方宪政文明的不断洗礼下，逐渐被注入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新鲜内涵（例如，1982年《宪法》终于一扫文革阴霾而将诸多公民基本权利重新写入宪法。

再次，检验这些侵害是否具有宪法所赋予的合宪性理由。[33]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第11页。

我国现行宪法自制定以来，已历经四次重大修改，但回顾之前的修宪轨迹，可以发现核心主轴基本停留于经济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革新，直至2004年才将关注视线转移至人权保障。但与既定宪法框架的相互抵牾，却使中国宪法注定在走进法院的进程中步履蹒跚、困难重重，而规范宪法的发展也同样因此陷入困局。

规范宪法学者除将目光集中于基本权条款在构造设计上所表现出的差异外，同样开始发掘德国基本权条款在设计上所体现出的体系化思维，有助于提升宪法规范形式理性的重要价值。See Michel Rosenfeld，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radoxes and Contrasts， in European and US Constitutionalism 219（Georg Nolte ed.2005）。

政治宪法可以说是卡尔·施密特所主张的政治法学的支流，而规范宪法的思想启蒙则可追溯至凯尔森的规范法学。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开放的态度考察国的宪法实现机制，也会发现并承认，司法审查制度虽然关键，但绝非宪法实现的惟一机制，也非宪法研究得以蓬勃发展的惟一前提。伴随规范宪法在学理研究上的成功积累，学者也愈来愈期待它能够与制度实践建立对接，并在与社会现实的循环诠释过程中获得试验磨砺，但宪法司法化的障碍却使规范宪法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遭遇挫折。[29] Hans D. Jarass， Grundrechte als Wertentscheidungen bzw.objektivrechtliche Prinzipien in der Rechts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 sungsgerichts ，in: AoeR 110，S.345 ff. [30]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而在此之前，尽管中国宪法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对其予以分析和论证的却少之又少，人们只是接受了宪法相较其他法规范包含更多政治因子，更易受到一国政治生态影响的一般认识，而政治宪法作为研究方法在此时并未显端倪。[31]有关德国基本权条款构造设计的分析以及与我国的差异可参见赵宏：实质理性下的形式理性：德国基本法中基本权的规范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3期。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霍姆斯菲尔德认为，旨在提取最大公分母的法律比较只有在实证主义法学的分析方法，例如概念法学、分析法学等出现后才成为可能。[3]在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者看来，司法审查除带有上述依赖民主、又不信赖民主的原罪外，还与当下的中国极不适宜，它不仅会成为法院不能承受之重，且阻碍人们对司法独立的急切追求，而且会导致民主和人权的双重赤字。

以德国《基本法》为例，其关于基本权条款的构造同样为违宪审查提供了层次分明的思考框架。[9]强世功：《法律的现代化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